二、福利依赖与财政陷阱
调研发现，惠阳保姆13825404095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还可能诱发民众的福利依赖心态。其结果是，政府为了满足民众的福利预期，不得不保持固定的养老财政支出，进而形成高投入的行政惯性。
据A公司负责人介绍，刚开始提供服务时阻力特别大：大部分老人不习惯陌生人来自己家提供服务；一些人喜欢安静，不喜欢被打扰，也没有什么需求。还有一些比较有觉悟的老党员表示，“我能动，不需要党和政府在我身上花钱。”总体来说，在服务开始前，老人们对居家养老服务总体上是十分排斥的。
为了实现全覆盖的目标，A公司的护理员通过上门做工作、宣传、和老人建立关系等方式，终于逐步让绝大多数老人接受了服务。很多老人通过体验，发现确实减轻了自己的负担，于是将其视为一种“福利”坦然接受。问题是，为老人服务的政策目标是达到了，但是老人的心态也彻底改变了：从不理解、不需要变成依赖。
2022年，A公司顺利完成了为期三年的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由于与政府的下一阶段合作洽谈工作尚未敲定，公司暂停了半年的上门服务。结果就在这半年间，大量老人拨打12345要求恢复服务。为此，市领导还专门过问此事。迫于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重启项目，由地方财政每年拨款650万元继续购买A公司的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要求重新恢复该项目，并不是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而仅仅是他们已经形成了福利预期，习惯了政府提供免费服务。一个证据是，除了政府支持的每月固定额度外，4000多位老人中只有80-90位高收入家庭的老人追加支出购买A公司的服务，大部分老人无需要也无财力购买市场化服务。
由此，居家养老服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从“量力而为”的好事变成了“不得不做”的政治任务，相应地，居家养老服务支出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财政压力上升。
2022年，该市又申请到民政部组织的“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该行动主要为60周岁及以上经济困难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其中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资金1600万元，与2019年的项目服务人群范围相比有重叠也有新增，重点服务人群是城乡低保、特困老人，数量在3000人左右。
这次项目对地方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地方可以利用这笔资金暂时缓解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服务对象进一步扩大化，当中央拨的财政花完之后，农村的老人是否也会存在依赖心态呢？到时候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为此追加更多投入。
三、复杂的监督、考核体系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整套流程里还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政府如何监督市场化服务的质量？
调研中笔者发现，为了保证资金使用到位、养老服务到位，相关的监督考核机制也越来越复杂。
首先是政府雇佣第三方对居家养老服务公司进行考核。
以笔者调研的地市为例，该市聘请某第三方对A公司进行监督。A公司每完成一项服务，将自动形成工单，第三方公司会不定期对工单进行抽查。通过一定的标准对服务进行打分，满分100分，85分以上工单才算及格。A公司的服务较好，每次都在90分以上。
不过聘用第三方的风险是：谁来对第三方进行监督？有些地方出现过居家养老服务公司与第三方相互勾结的情况。难道要层层套环，再聘请第三方进行监督吗？为了减少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委托-代理风险，相应的机制设置可能越来越复杂，极大地推高运行成本。
其次是居家养老服务公司对护理员的监督。
居家养老服务监督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其中涉及的委托-代理关系除了政府-公司这一对之外，还存在公司-护理员这对。从项目的微观运行来看，护理员是实际服务老人的人员，他们的工作决定了整个项目的服务质量。但是由于护理员具有分散性和数量庞大的特征，公司的管理者可能出现监督盲区。
最为常见的困境是护理员单独上门服务，其服务质量无法监督。为此，A公司采取电话回访的方式。A公司设有专门的话务员，负责满意度调查。护理员每完成一个工单，话务员就会询问老人“有无上门服务”、“对服务是否满意”等信息。一旦老人回答不满意，那么护理员就拿不到这一单的工资。
不过，这种回访无法防止护理员与老人共谋。A公司曾经出现过护理员不上门服务，给老人一定的报酬要求其帮忙作弊的行为。实际上，A公司负责人表示这种行为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别是在监管困难的农村地区，一些护理员与服务的老人是一个村的熟人，他们与老人约定共同制造“假工单”。
综合来看，居家养老服务出发点的模糊性与实施的精细化、复杂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老人的养老需求都不清晰时，所有用于监督的复杂措施都会陷入防不胜防的境地，最终可能只会不断推高运行成本。
四、“喘息式”养老服务有必要吗？
在访谈中，居家服务的负责人表示：“我们的项目是给家庭养老提供‘喘息式’服务。”也就是说，通过引入市场服务，将家庭从沉重的养老负担中暂时解脱出来，给老人家庭以喘息的时间。
但问题是，一个月4-5次的上门家政服务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呢？
通过个案分析发现，居家养老服务可能并不能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反而可能造成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异化成家政服务、影响市场秩序、让民众形成依赖心态、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等等。
笔者认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困境可能是政府提供养老服务面临的普遍困境的一个缩影。当前政府有心介入养老服务之中，但是这种介入必须建立在两个大前提上：第一是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进行仔细的甄别和分析；第二是对政府、市场和家庭的能力和责任边界具有清晰的认识。
如果福利政策缺乏清晰的定位，不仅可能让本就吃紧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长远来看还有可能好事变难事，甚至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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